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方金英在《世界宗教文化》年第一期发表论文《世界范围穆斯林激进主义发展态势》，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

激进主义一直是穆斯林世界的一股破坏性力量，成为伊斯兰教的肘腋之患，流毒千余年。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之间展开隋芬之战，这场战役诞生了哈瓦利吉派。年1月24日，阿里在前往库法清真寺路上遭哈瓦利吉派刺杀，暗杀者坚信这是卫道的烈士壮举，从而开创了穆斯林暴力恐怖运动的先河。10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追随者在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制造社会骚乱或暴乱。12—13世纪，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尼扎里耶支派（al-Nizariyyah）在中东掀起针对教敌、政敌、东征十字军的恐怖浪潮。从18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半岛上兴起的瓦哈比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演变成激进的库特卜主义，再到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提升至“全球圣战主义”（GlobalJihadism），激进主义从一股涓涓细流日渐汇聚成一股破坏世界和平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激进“萨拉菲派”为核心的穆斯林激进分子中最具暴力的组织激增，开始在世界各地掀起恐怖浪潮。

进入21世纪，一方面因穆斯林人口持续高速增长，伊斯兰教倡导的社会公平理念对穆斯林以外族群颇具吸引力，以及互联网增强跨国虚拟“乌玛”（a1-Ummah）的感召力，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全球现有16亿穆斯林，使伊斯兰教继续处在向全球大发展的时代。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普遍处于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影响都边缘化，战乱、暴恐、难民日渐成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形象代言”，穆斯林胸中不断积淀的“悲情”助推激进主义向全球狂飙突进。当前，不论是从阿富汗、巴阿部落区到叙利亚、伊拉克到利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还是东南亚、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欧美国家和我国新疆地区，穆斯林中的极少部分人付诸于暴力恐怖行动，规模、强度不断升级，使各地恐怖活动扩大化、常态化、长期化、血腥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陷入无解境地，维护稳定已成为关乎穆斯林在内每个人安危的大事。

二

“全球圣战主义”行为主体是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萨拉菲派”。“萨拉菲派”（Salafi）是指伊斯兰教史上以恢复伊斯兰本来面貌、净化教义、简化教规、反对外来思想文化影响并主张革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萨拉菲派”一词源自“萨拉夫”（Salaf），是阿语名词“祖先”、“先辈”的音译，该词源自9世纪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罕百里教法学派（theHanbali）创始人伊本?罕百里提出的要以“清廉的先贤”言行为行教根据的言论。“清廉的先贤”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穆斯林世界俗称前三代先贤。“萨拉菲派”在信仰问题上主张严遵经训；政治上主张恢复统一的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合一；宗教仪轨、生活细节上仿效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

“萨拉菲派”分为三派：温和派主张参政议政，如年“阿拉伯之春”后埃及诞生的“光明党”（al-Nour）；保守派倡导宗教仪轨、生活细节上要仿效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如“宣教团”（TablighiJamaat）；激进派就是圣战派，秉持“塔克菲尔”（takfir）思想——根据伊斯兰教法，该词指的是一个穆斯林断定某穆斯林是“卡菲尔”或“不信教者”的行为，理由是其行为偏离了“伊斯兰正道”。传统上，被伊斯兰教法裁定为“卡菲尔”的人，当被处死。美中东问题专家罗伯特?贝尔（RobertBaer）撰文称，圣战派“认为世上只存在两种人，真正的‘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两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他们的使命是照搬《古兰经》，重建‘哈里发国家’。”因此，圣战派认为，所有政治权威只要不严格遵奉“沙里亚法”，就是非法和异教徒政权，以暴力方式反抗这样的政权是合法之举。他们还认为，在杀敌过程中牺牲的人是“殉教者”，可以直接升入天堂；当一个人殉教的时候，所有的罪都将得到赦免。这就赋予滥杀非战斗人员行为的合法性。

激进“萨拉菲派”思想有两大理论源泉：一是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原教旨主义思想。9世纪，阿巴斯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希腊、波斯、印度文化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伊斯兰学术领域，尤其希腊理性主义通过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ite）在伊斯兰教教义学中大行其道。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为了牢牢控制手中宗教权力，强迫伊斯兰学者们接受穆尔太齐赖派观点，即《古兰经》不是“天启”而是被造的。伊本?罕百里认为，穆尔太齐赖派观点是异端邪说，起而反抗哈里发对信仰的干预，提出“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口号，回归“清廉的先贤”对经训的实践，反对外来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侵蚀。罕百里教法学派尊奉“萨拉夫”，其回归传统、正本清源的思想宣告“萨拉菲派”的诞生，并成为后世“萨拉菲派”思想和精神源泉。

二是哈瓦利吉派的“塔克菲尔”思想。他们主张对政敌和教敌展开无情斗争：政治上，既反对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贵族专政，也反对只有先知穆罕默德及阿里的后裔才能当哈里发的主张。宗教上，认为穆斯林群体中凡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是异端派——即除哈瓦利吉派外，其他穆斯林都是“背离主道”的“叛教者”，处死“背离主道”的人不仅无罪，而且是信徒的职责，是“真主喜悦的事情”。

三

国际社会反击激进“萨拉菲派”带来的安全挑战，任重道远。

1．人口因素。穆斯林世界爆增的年轻人口助推激进势力在地域上不断扩张。穆斯林作为最年轻的族群，人口增长快，在人口、地域上一直处在不断向外扩张进程中，有庞大穆斯林聚居区的国家已超过个。当今穆斯林世界存在着一个突出现象，青年在各国人口构成中占50%至65%。据联合国3年统计，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中东高达35.1%。如果将年龄放宽到24岁以下，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介于50%－65%之间。位居前列的国家有：也门65.3%，阿富汗几乎65%，沙特阿拉伯62.3%，伊拉克61.7%，巴基斯坦61%，伊朗59.3%，阿尔及利亚56.5%。在中亚国家，万人中的60%以上小于25岁。欧美穆斯林社区的青年比例也很高，约70%的英国穆斯林人口为14—34岁的年轻人。据1年统计，加拿大约有60万穆斯林，其中半数以上为24岁以下的年轻人。年轻人口规模与其所需社会物质条件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十几岁和二十几岁人口激增，且大部分为城市人口，导致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需求明显增大，迫切要求政府大幅增加相应的服务来加以满足。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腐败盛行，繁文缛节多如牛毛，阻碍私营企业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25%阿拉伯人生活在贫困线下，—4年整个地区增长率几近零。57个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仅占全球贸易的8.3%。各国政府不能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失业问题不断恶化，不仅没有使青年群体变为积极因素，反而成为制造社会动荡的主体。

2．生态因素。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许多中东、北非国家将是“潜在的人类/生态灾难区”，农业普遍面临严重生态危机，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有关国家政府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发展困局难解。在叙利亚，6—年，约有60%土地干旱，河水灌溉减少，夺走了80万农民和牧人的生计。叙利亚经济学家萨米尔?埃塔（SamirAita）说，“0年，巴沙尔上台后，将叙利亚农业向大农场主开放，他们购买土地，大肆打井用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迫使大批小农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到城市讨生活。”离开乡村的农民带着一大家子人到阿勒颇等城市的周边小镇谋生，这些小镇原来只有0名居民，10年里激增至40万人，而政府无法向爆增的青少年和20岁出头年轻人提供学校、工作或社会服务。联合国有报告称，“过去10年里，地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叙利亚，有一半人口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转向一切都需花钱购买的城市生活，他们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但巴沙尔政权没有帮助干旱难民，失业严重。若想在政府部门谋职，获得稳定的收入，你就必须贿赂官员，结果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政治化。”这场干旱是叙利亚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

在埃及，年6月，埃及环境专家马赫茂德?迈达尼（MahmoudMedany）指出，“40年前，埃及只有0万人口；年穆巴拉克上台时，我们有—万人口；如今，我们有多万人口。”过度捕鱼、过度开发正在威胁红海生态系统，落后农业地区无章法、不可持续的做法，加上越来越极端的气候条件，加剧了对土壤的侵蚀和沙漠化。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恶化使埃及每年损失5%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也门，由于近半个世纪的政府治理不善，自然资源开发不当，畸形石油经济以及人口爆炸，现在面临人类发展灾难。也门环境灾难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斯湾地区石油、建筑业爆炸性繁荣起来，约万毫无技能的也门男性背井离乡，前往沙特阿拉伯谋生。广大农村缺乏劳动力，妇女们砍树当柴火，造成梯田被侵蚀和泥石流。原来的季节性河床土壤肥沃，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包括咖啡。河床肥力降低后，咖啡种植产业退出，人们开始种植其他不需要肥沃土壤的经济作物，如也门人吸食的麻醉叶“qat”。此作物十分耗水，人们就过度使用地下水浇灌。也门前水资源和环境部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厄雅尼（AbdulRahmanal-Eryani）坦言，“在萨那，20世纪80年代打井60米即可找到水。如今，必须打井—米才能找到水。所以，我们现在不为政治而战、不为穆斯林兄弟会而战，而是为水而战。这一切导致冲突动荡加剧。形势最严峻地区当属拉达盆地（RadaaBasin），现在成了‘基地’组织的据点。在北方，与沙特阿拉伯相邻的萨达地区（Sadah），过去曾是最富饶地区，盛产葡萄、石榴和橘子，由于当地人废弃水渠，许多农场变得干旱。结果，亲伊朗胡塞族（Houthis，什叶派，占也门总人口的1/4）得以招募到年轻、失业的农场工人，开启分离主义运动。”在非洲萨赫勒地区——乍得、马里、尼日尔，雨量每十年减少10%；撒哈拉沙漠面积在增大，已吞噬了南部边缘地带的牧场和可耕地。

3．政权因素。一是沙特阿拉伯一直向全球范围内逊尼派输出“瓦哈比主义”。过去50年时间里，沙特阿拉伯的大专院校教授瓦哈比派教义，麦地那大学招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向其灌输瓦哈比派思想，然后将他们派往巴尔干、非洲、印尼、孟加拉国、埃及等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社区，致力于消灭倡导和睦关系的当地化伊斯兰教。沙特阿拉伯激进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煽动针对其他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暴力活动，宣称不是瓦哈比派的穆斯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二是美国打着坐收渔翁之利算盘。年9月，斯特拉特福（Stratfor）主席乔治?弗里德曼在斯特拉特福网站上撰文“狡猾的美德”，声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是实现稳定，而是实现所有力量间的动态均势，以便确保没有哪股力量能兴起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不介入，土耳其、伊朗、沙特就不能只当乱局的旁观者，必须介入，别无选择。因此，美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尽量少做，迫使地区大国陷入纷争，从而维持地区均势”。美国为了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的，不惜持续教唆当地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时，美国教唆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反对当权的逊尼派；为打倒卡扎菲，美国利用了利比亚中西部的部落矛盾；为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美国就挑动逊尼派反对什叶派……与此同时，暗中资助一些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反政府武装也成为美国政府成本最小化的选择项。“以暴制暴”的后果是，旧的体系被打破，但新的平衡无法形成，美国政府“打完就跑”、“只打不建”的举动造成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现今的恐怖乱象。

4．社会因素。在今日穆斯林世界，大规模城市化、人口爆炸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统治者普遍腐败和治国无术，民众教育水平低下，西方思想流入等诸多因素，导致穆斯林社会凝聚力崩溃。这一切正好发生在穆斯林世界人口构成中青年占大比率之时，大批青年文盲、无业，对统治者不再抱有幻想，很容易被调动起来要求激进变革，导致穆斯林社会内部冲突和暴力丛生。

不过，激进势力目前尚未强大到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地步。首先，放眼穆斯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世俗政权或者是温和务实的穆斯林政权，参与到现代化大潮中。其次，激进“萨拉菲派”不是一场穆斯林全民性社会运动。目前，全球穆斯林中只有数千人加入“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和数万人参加“伊斯兰国”，真正参加“圣战”行动的人毕竟是穆斯林中的极少数。总而言之，诚如李光耀所言：“我没有看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获得胜利的迹象，他们所说的胜利就是把他们的极端体制强加给其他人。我只看到他们让别人产生恐惧，让别人丧失安全感，但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都不足以打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的想法肯定会落空。伊斯兰世界接二连三的失败终将表明，神权国家如同乌托邦式的国家，只是海市蜃楼。”

（全文参加《世界宗教文化》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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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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