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

安徽淮南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周边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冷战期间，大国间战争鲜见，但代理人战争有着频发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条件与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条件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条件有两层因素：作为施动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变迁及衍生的冷战对抗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主因，代理方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是内生诱因；同时核武器出现及带来的核恐怖平衡、美苏危机控制与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国际规范发展是抑制战争全面化与推动战争代理化的动力机制。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及-年的尼加拉瓜内战作为检验案例，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的适用性。

关键词

冷战代理人战争两极格局

也门内战尼加拉瓜内战

问题的提出

代理人战争（proxywar）是人类社会的常见政治现象，贯穿于世界历史进程。在古希腊世界，科林斯（Corinth）与科西拉（Corcyra）在公元前年爆发的战争，事实上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强国之间背后操作的代理人战争。几乎同时代的中国春秋时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郑国与宋国分别作为晋国和楚国这两个体系大国的代理国经常发生战争。-年的意大利战争祸起于米兰公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之争，后逐渐衍化成法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的代理人战争。近代发生在欧洲的诸多王位继承战争，均有着显著的代理人战争色彩。-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土耳其等国先后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代理人战争在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中有着突出表现，乌克兰、叙利亚及也门等国的内战均有着明显代理化趋向，大国与邻国深刻卷入其间。

但是通过观察国际关系历史的基本事实，代理人战争发生频率 的还是-年的冷战时期。据统计，冷战期间全球共爆发的战争（包括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总数有场，其中认定为代理人战争的达到30场，所占比率达到27.3%。尤其值得的是，在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发生的频次并非均匀分布，从时间纵向上来看有着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代理人战争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冷战的其他阶段。通过数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超级大国介入的代理人战争均有2场，各占冷战时期总数的6.67%，20世纪60年代为5场，占总数的16.67%，20世纪70年代有17场，占总数的56.7%，20世纪80年代有4场，占13.3%。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代理人战争发生频次的阶段性差异与这种原因有何关系？

本文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年）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实证考察，探索这一时期代理人战争频发的因果机制，并通过案例检验结论的适用性与可靠性。本文希望能够廓清这个尚未解释清楚的现实政治问题，并对当前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机制探析与前景趋势研判提供理论启示。

既有研究回顾

当前学界对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冷战时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核武器制约说，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及美苏两国对核毁灭的恐惧是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在雅科夫·西蒙（YaacovBar-Siman-Tov）看来，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核武器的发明及随后超级大国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结果。安德鲁·曼福特（AndrewMumfort）认为，代理人战争自从年后开始盛行起来，这与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时代的到来有着莫大关联，超级大国出于免于核战争的风险意识，着重利用代理人为自身谋取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好处。汤姆斯·柏勒斯（ThomasJ.Bellows）在述及冷战后期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大国竞争时，直言核恐怖平衡是限制大国战争并推动代理人战争形成的基本动因。菲利普·托尔（PhilipTowle）同样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超级大国极力避免直接冲突与总体战争，并推行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因素。拉贾维尔·辛格（RajvirSingh）在《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着重强调核武器具有的毁灭能力及人们对于这种前景的恐惧是冷战时期战争代理化的主要因素。

二是代理人挑动说，认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代理方主动发起的，超级大国更多是被利用与借助。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里克斯·马歇尔（AlexMarshall）通过对新近公开的历史档案考证，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更多地被代理方所操纵，代理人自身是理解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关键。[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耶罗·格雷杰西（PieroGleijeses）教授研究了-年间古巴对非洲的干涉，认为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主要是由古巴挑起，以此实现本国的战略及其他目标，苏联是被古巴拖入冲突之中的。纳达夫·萨夫兰（NadavSafran）的分析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指出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博弈是这场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动因。阿兰·米兰特（AllanR.Millete）研究了 ，认为这场内战的主角是左翼与右翼的朝鲜人，他们之间的权力争端是发起这场代理人战争的关键起因。

三是两极体系决定说，认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是两极体系结构所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着国际政治事务，包括代理人战争的发生与结束。雅科夫·西蒙在考察了以色列与美国的庇护关系以及中东地区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后指出，美苏两极塑造着地区政治与代理人战争的走向。克里斯·洛夫曼（ChrisLoveman）通过对-年阿富汗战争的历史案例考察，认为代理人战争的发生是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果。菲利普·布里吉卡（FilipBryjka）探究了冷战期间发生在也门的几场代理人战争，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及中东的战略竞争是主要原因，美苏对于各自代理人的大量援助是代理人战争持续复发的重要诱因。珍妮丝·格劳斯·斯坦（JaniceGrossStein）指出，冷战期间中东地区多起代理人战争，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冲突引起，也因利益的妥协而终结。

四是综合动因说，即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是两种或多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格雷戈里·斯通（GregoryD.Ston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冷战期间，作为超级大国间接冲突的重要战略手段，代理人战争是美苏两国为了实现两极体系下在欧洲外的权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同时可以借此避免区域性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争。艾利克斯·德瓦尔（AlexDeWall）指出冷战中后期发生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是美苏两国全球博弈与代理者内部竞争共同的结果，导致非洲陷入“冷战不冷”的战争陷阱。

应该说，以上几种解释为我们廓清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爆发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也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首先，以上诸多研究成果并非把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分析这个动因时轻易把变量单一化，容易陷入“单一解释的谬误”，出现逻辑不能自洽的问题。尤其是，同一个框架与同一套原因解释不同代理人战争爆发原因时会出现偏差，比如核武器制约说的局限。不能否认，核武器在冷战期间所起的“核恐怖平衡”作用推动着大国间的自我节制及相互约束，从而促进了第三世界战争的局部化与代理化。但是通过对于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的细究可以看出，冷战各个阶段代理人战争发生频率并不同，特别是70年代远远高于其他阶段。这种频率变化是核平衡这一个变量所无法解释的。同理，两极结构作为冷战时期的一个常量，同样难以解释代理人战争频率的变化。

其次，代理人挑动说高估了代理方的实力与意志。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间冲突与国内战争层出不穷，但很多并没有演化成代理人战争。根据埃文·路亚尔德（EvanLuard）统计，-年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发生在一国范围内的就有73起之多。但一半以上的内战并没有发展成为代理人战争，大小国家权力的不对称性与体系的大国政治性始终不能忽视。再次，综合动因说突破了单一变量解释的局限，但把变量杂糅地放在一起，无法明晰何种因素发挥主要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如何运作过程，特别是忽略了动态性，即超级大国政策的变迁与时代政治环境的演进等因素。

不容置疑的是，代理人战争发生因果机制具有多重性与复合性。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认为，对于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发生原因的解释应采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对客观环境约束（核恐怖平衡）、施动方主观认知变迁以及体系进程等因素予以综合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概念操作与实证考察

战争是指两个国家军队相互攻击或一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相互攻伐的行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在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看来，战争是一个政治单元反对另一个政治单元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戴维·辛格（DavidSinger）把战争的标准界定为“年均至少有人以上参战或人以上在战斗中死亡”。此后，这个对战争的操作化标准逐渐为学界所接受。

代理人战争是战争的重要形式，通常指实力强大的大国不直接参与，而由其代理国或者国内代理方参与的战争。卡尔·多伊奇（KarlW.Deutsch）认为代理人战争作为贯彻外部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是国内冲突双方充分利用人口潜力、资源及领土进行的战争形式。雅科夫·西蒙指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定义把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看作是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替代形式。在杰兰特·休斯（GeraintHughes）看来，代理人战争是非国家准军事组织从外国政府直接获取援助且与现政府发生冲突的一种战争形式。伯蒂尔·德纳（BertilDunér）认为，代理人战争概念强调双方具有物质性关系，即A（施动者）向B（代理方）提供交通设备、武器供应等实质性物质支持。克里斯·洛夫曼指出代理人战争是国家为了获取战略目标且为了避免直接卷入流血冲突与耗资而通过当地替代者进行的战争。代理人战争中的“代理人”（proxy/client）可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可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准军事化组织等，它们充当大国权力博弈的杠杆。

总体来看，代理人战争的判定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代理方有能力与动机充任这个代理角色，且战争带来的利益与施动方相匹配；二是施动方有能力控制代理方的“越轨”行为，也能为代理方卷入战争提供奖励；三是代理方与施动方共同承担战争的军事与政治责任。

根据代理主体不同，可以把代理人战争分为国内代理人战争和国家代理人战争。国内代理人战争一般表现为内战外打，外部大国把反政府武装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施以秘密军事援助、经济支持等手段甚至直接军事干预。国家代理人战争主要表现为大国通过结盟与援助等方式，借助一个国家进攻另一个国家。根据施动主体不同，可以把代理人战争分为单边代理人战争和双边代理人战争。前者是一个大国介入其中，后者是对立的两个或更多大国介入其中。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代理方（proxy/client）与施动方（activator）实力地位的不对称性，前者明显弱于后者，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大国可以胁迫或施压于代理方；二是代理方进行战争可以实现施动方的利益，代理方从中也获取相应好处；三是大国一般不直接参与战争，至少对立大国间不发生直接战争；四是施动方在战争中的成本与风险较低，可以争取实现利益 化与风险最小化；五是有明确竞争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施动者参与其中，即使只有一个施动者，也有针对对手的代理行为。

基于上述定义和特征，可以排除以下情形：一是未能够达到既定战争规模阈值的军事冲突，如-年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EOKA）的反英斗争、年美国支持的猪湾入侵及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等。这些冲突尽管具有较为明显的代理化特征，但并未达到战争级别；二是缺乏明显代理特征的战争，如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年中印边境战争及年海湾战争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像 、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有一个或两个施动者参与其中，仍然认定为代理人战争，因为在其初期或者多数时间存在着代理现象。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清单（如表1所示）。

人们通常会从系统或单元层次分析战争的原因。本文采用多向度分析方法，探析从自变量A1、A2、A3（战争诱因）到因变量B（战争）的多对一因果联系，试图发现其中的一般性原因，做出通则式理论解释。对于代理人战争为何在冷战期间频发，需要结合施动方、代理方、体系环境（包括结构与进程）等因素综合考量。通过归纳，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分析：一是战争发生的条件，包括超级大国博弈（意识形态、权力竞争）、代理方国内社会政治因素（阶级矛盾、政权争夺、意识形态冲突等）、民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国家统一、区域优势地位等因素；二是战争代理化的窗口，即战争没有呈现全面战争而只是代理化的局部战争的约束因素，主要包括核恐怖平衡带来的战略均势及相互克制、美苏危机控制机制维系、国际规范演进等因素。

战争数据来源：TheCorrelatesofWarProject,"TheCOWTypologyofWar:DefiningandCategorizing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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