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年以来，中东动荡已经持续六年，其间地区各国势力消长，分化组合，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伊朗、土耳其影响大举深入阿拉伯世界，沙特积极反击，地区政治上开启沙特、伊朗、土耳其“三国演义”时代。战火中各教派、民族、军阀力量壮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国家主权严重受损，法理上的中东主权国家与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并存，中东各国国内政治上进入“弱主权时代”。“伊斯兰国”丢城失地，IS“亡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争夺“后伊斯兰国”时代真空地带的战斗打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主权国家形成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局，影响重大深远。

年春天爆发的“Arabspring”，很快将中东带入了混乱、动荡、恐怖主义和内战的深渊。六年过去了,叙利亚部分地区冲突趋缓,年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建立新的“冲突降级区”;伊拉克经过三年鏖战，年7月9日解放摩苏尔，全面恢复领土完整指日可待;“伊斯兰国”失守摩苏尔，被困拉卡,失“土”亡“国”只是时间问题。形势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曝光，中东乱局有望画上句号，至少是一个休止符。然而，这些亮点仅仅是表面现象。如果说目前是中东动荡的一个关键节点的话,这不是动荡的终点，而是新一轮动荡的起点。

中东新一轮动荡显现出两个显著的新特征。

一是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的国内政治结构回归“弱主权”时代，甚至显现“前主权”时代的一些特征，国内政治版图按教派、部落、民族等传统政治界线划分国家不再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主体。二是地缘政治结构从阿拉伯国家主导转变为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三足鼎立。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东纷纷建立主权国家以来，中东就是阿拉伯国家的中东，其他民族国家被限定在其国境以内，阿拉伯国家却能互联互通，中东政治的阿拉伯色彩深厚。经过六年战乱后，伊朗、土耳其深度卷入阿拉伯内部冲突，在阿拉伯政治中的影响大增。中东政治的这两个特征是新生的，却带有“弱主权”时代的历史遗迹，可谓是回到过去。这是对过去年中东政治进程的逆转，其曲折的过程和深远的影响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头。

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秩序的核心，也是国际和平的基石。中东长期以来却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政治形态发展不完善、不充分、不成熟的地区，这可能是中东政治最重要的特点。纵向看，人、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四个层次之间界线模糊，各个主体的责任、定位不清，相互关系错位、越位。个人、家族、部落、宗教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可以直接同境外国际力量结盟，受其资助、为其服务。横向看，主权国家、跨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国际关系，干涉内政司空见惯，几乎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其他国家的“第五纵队”。纵横两条线交叉切割，就形成了高度碎片化的中东。当然，碎片化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有高低起伏。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东是一个“弱主权”时代，新兴的主权国家受殖民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主权意识、维护主权的能力不强。此后，随着石油美元增多、殖民主义衰落主要国家都强化了国家权力、国族认同，中东进入了“强主权”时代。年“Arabspring”后，中东多国政权名存实亡，中东(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又进入“弱主权”时代，甚至往“前主权”时代后退。“弱主权”时代，国家控制能力弱，宗教、民族、部落、民兵、恐怖主义等非国家行为体大行其道，外国干预随之而来。

阿拉伯世界重回“弱主权”时代，曾是中东政治变局的基本原因，也是目前政局进入新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拉克成为首个“弱主权”国家，央府虚弱，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基地”组织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伊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借机介入。伊拉克主权形同虚设，成为中东各股力量的竞技场，最终成为“伊斯兰国”滋生的温床。埃及年后经过两次更迭，实力大损、自身难保，来自西奈半岛、利比亚的恐怖袭击面临失控之势。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陷入内战，主权只是法理上的、理论上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受难民和恐怖主义外溢影响，也被拖入这场风波，形势危急。放眼阿拉伯世界，只有海湾几个君主国尚能独善其身，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能力独占中东政治舞台了。

当阿拉伯世界陷入危机的时候，伊朗却坐收渔翁之利，地区影响力迅速扩大。美国中东问题专家高斯说:“从权力政治角度看伊朗确定无疑是过去10年中东动荡的赢家”。目前，伊朗势力范围形成所谓的“什叶派新月”，是近代以来伊朗中东影响力最大的时候。阿拉伯人哀叹，波斯人控制了中东五个首都: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萨那、贝鲁特！此言虽有过实之处，亦反映部分现实。在伊拉克，伊朗是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国家，同巴格达迪政府关系密切，资助、影响着“人民动员力量”等大批什叶派民兵，甚至对“库尔德地区政府”也有影响。在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伊朗和俄罗斯帮助下不仅保住了政权生存，而且还在不断收复失地，伊朗的影响力史无前例。在黎巴嫩，真主党影响力也在上升。在也门，虽然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不直接、不突出，但是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仍然象征着伊朗的影响力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目前，伊朗在中东四个国家有代理人军队: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而且这些军队都能在所在中东国家居于主导地位。

就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影响力此伏彼起的时候，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首次大规模介入中东事务，成为中东地区政治中的新角色。土耳其建国以来，一直面向欧洲，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寻求全方位融入欧洲，视中东为落后、动荡、麻烦之地。近年来，土耳其入欧受挫，政治伊斯兰崛起，“南下”伊斯兰世界，渴望担当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桥梁。在“零问题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拉开同以色列的距离，改善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连接中东而不卷入中东。年“Arabspring”发生后，政治伊斯兰在中东快速扩散，土耳其高调支持埃及穆尔西政权和哈马斯，积极介入叙利亚的反巴沙尔运动。然而，政治伊斯兰很快被镇压，叙利亚内战打出了“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两支力量，土耳其腹背受敌，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被拖入中东伊斯兰事务。一方面土耳其继续支持卡塔尔、哈马斯、叙利亚反对派等政治伊斯兰势力，维护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力;另一方面增兵叙利亚北部，阻挠库尔德人建国。土耳其先主动后被动卷入中东事务，从伊斯兰通往欧洲的桥梁，回归到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国。目前，土耳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卡塔尔三个中东国家驻军。

在“三国演义”时代伊朗、土耳其是新晋成员，权力、利益受损的是沙特、美国。近半年来，美国、沙特成为中东政治中主动出牌的人，即便不能把伊朗、土耳其的影响推回，也要阻止其进一步壮大。美国特朗普政府迅速调整中东政策，在中东新政治格局中明确站在沙特一边。沙特则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政策，强力阻挡伊朗、政治伊斯兰势力南下，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的新领袖。

年初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奥巴马政府相对谨慎、中立、平衡的中东政策，在处理军事行动、盟友关系时更大胆、更鲁莽。奥巴马时期，美国试图在伊朗和沙特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拉开同沙特的距离，劝说沙特同伊朗分享中东权力;美国在瓦哈比主义与政治伊斯兰之间保持相对中立，维持同“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防止逊尼派内部斗争激化;美国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保持平衡，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斡旋巴以和谈;美国谨慎处理同土耳其的关系，在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相当克制。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打击“伊斯兰国”、遏制伊朗、支持以色列成为其中东政策的三根支柱。美国大胆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损害土耳其利益，迫使土耳其直接出兵叙利亚北部;美国收紧对伊朗的制裁，直接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无人机，甚至放言对伊朗搞政权更迭;美国威胁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使卡塔尔、土耳其处于被动地位;美国不再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因而没有人看好特朗普鼓吹的巴以和谈。当然，特朗普的改变只是政策微调，避免大规模卷入中东的基本政策未变。美国对库尔德人、沙特、以色列的支持都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两面性。美国对中东形势的影响，最终要通过其地面上的代理人来实现。

在中东安全依然是最稀缺的产品，政权安全又是最核心的安全。对沙特政权安全的威胁，主要源于伊朗和政治伊斯兰。沙特视伊朗为首要敌人，主要原因也是政权安全。伊朗支持伊斯兰革命，反对王权;支持受压迫的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国家同美西方合作。这两点是伊朗意识形态的两大核心，皆击中沙特要害，暗合沙特普通民众的心理，特别是东方省的什叶派。理论上，随着伊朗的崛起，沙特、以色列、土耳其、埃及等其他地区大国应当形成联盟制衡伊朗。但实际上，沙特、以色列不可能结盟。因为沙特国内穆斯林群众痛恨以色列,不满政府对以色列示弱，同以色列结盟反而会削弱政权安全。从教派角度看，沙特应当同土耳其、埃及结成反伊朗同盟。但是，土耳其长期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鼓吹伊斯兰民主政治，也对沙特政权安全构成威胁。塞西执政的埃及是世俗政权，视“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接受沙特资助，可以担任反伊朗同盟的重任。然而，埃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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