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次具有前所未有特点的历史性事件，不同于此前在动物和人类中多次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一种袭击全体或大部分人口的疾病，一种可能有例外的普遍性疾病。从概念上讲，它属于科学(“科学是一种压制主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的话语范畴。原则上，大流行应该是一个使其居民同质化的化身:每个人都是或可能是它的受害者，但就像在这个案例中看到的，远非如此，这种疾病突出了财富和权力的差异，强调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霸权，并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纽带中存在的潜在暴力。我们并非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同一条船上”。

然而，这种流行病并不是精神分析学论述的对象，因为后者既不涉及"所有"群体(泛)，也不涉及人口群体(民众)，尽管它确实涉及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和谐形象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显然，同以往一样，受瘟疫、战争、对世界末日的多种形式的恐惧影响的“许多人”，都因各自的特殊情况而不同。目前压在人类身上的威胁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核战争，也可能是虚构的，比如不明飞行物。无论如何，它是一种语言现象，可以延伸到行星的比例，并成为奇异幻想的触发器，这些奇异幻想确实是精神分析的对象，这反过来又会引起博罗梅因链改变时结构的症状性形成和失代偿。由于不同领域(家庭、工作、性等)的日常生活条件和习惯的转变，其中许多都得到了加强。根据其结构，每一个当事人都了解新冠病毒的破坏性，并激活无意识的主要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其在生活中的地位（主观立场，而不是自然立场），面临着被迫承认一种轮廓不明、不可能忽视的威胁，政府出台强制性的法律限制，包括限制流通、旅行和与他人团聚的自由。生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遭受死亡的可能性，就像在战争中一样。隔离在家，为己为人，因为害怕疾病和死亡，大多数人都会遵从。

在这些情况下，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和我们的反思中，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责任是强调“所有”和我们的分析者“每一个”之间的必要区别，肯定了由统计数据支持的社会学事实的不可还原性，分析工作的特点是在移情中反映主观经验。

冠状病毒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种传染病不知从何而来，是医学研究的历史和社会事件。关于这一疾病的信息和防治这一疾病的各种方法是活跃的政治和哲学辩论的焦点，这些辩论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这个充斥着媒体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种辩论。然而，每一个人，作为个体，作为交流的主体-客体，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坐标，形成了某种不可转移的和独特的反应，面对着失明和无脸的实体，这是潜伏在其微小的不可见性中的病毒。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心理学(认知行为、个人和社会前意识)与精神分析相混淆，后者对计算和统计免疫，最具传染性的疾病，只要一谈到监禁生活的"精神"优点和缺点，就会通过媒体传播。

精神分析诊所特有的知识告诉我们，无意识的主体，即肉体，即产生的实体，因为它说话和面对死亡，面对的是一个不寻常的物体形式，一个缺乏镜面图像的真实片段，它伴随着一种神秘的内涵，它可能即将死亡，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死亡。围绕着这个不可占有的对象（即病毒)，幻想被组织起来，将欲望的两极(权力的意志，症状)和欢爽(永恒的回报，重复的强迫），爱罗斯和萨那托斯结合在一起。

因此，今天的病毒代表着从属于太阳的人，他们的目标围绕着异想天开的轨道旋转，媒体呼吁自己在这场语言混乱的旋风中表达自己，“每个人都互相说话，互相尖叫，但没有人了解真相”。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如此：我们见证了这些可预测但意想不到的文明形式及其弊病；我们是支柱，所有的幻想被我们的“病人”在咨询师里和“专家”的意见所揭示，包括我们，我们被要求提供证词，作出判断，表达我们的偏见，并表现出其他潜意识的形态。我们可以推测——这也是另一种幻想——具有不可预测突变的病毒将留在这里，并将改变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条件。它是一个对象，可畏的、不可言喻的客体，在我们开始感受到的无声话语中的地位，可能会雷鸣般，震耳欲聋。

过时的冷战选择，“没有安全的自由或没有自由的安全”，定义了铁幕两边的系统，现在被用来形容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病毒。丧钟带着永恒的疑问而敲响:我能知道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办?我可以期望或希望是什么？第四个问题:你是谁，来组织这些审问，但是谁回来听你的回答呢？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没有借口或技巧：一个人总是对自己的地位负责。通过分析背景揭示的幻想关系促使我们的个性是社会主观化（科曼，），以及“无意识是政治”（拉康）。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给出的答案。我们很清楚，一个人的死亡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死亡总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而这种差异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也强调了我们对其生命的不可避免的责任。

在幻想和通过幻想，我们的“对死亡的态度”(弗洛伊德，年a[])是被决定的。在它中，我们对现实的立场被发挥出来，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裸体生活”，在没有谋杀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死去的人的生命。

这就是暴露和脆弱以及在传染后面临生存的可能性如何成为生物死亡政治的对象。病毒暴露了人们一直知道的存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制度、民主、自由的残余、对他人幻想的尊重、在群居生活(即城邦)中受操纵选择的居民的日益动摇。今天，病毒带着恐惧、痛苦、恐惧、对社会纽带的不信任的负担侵入公民的细胞，而社会纽带是另一种可怕的危险来源。Covid-19不像癌细胞那样繁殖，而是通过渗透和扰乱被攻击细胞和精神器官的亲密生活而被摧毁。因此，它到达了神经痛中心(当然不是神经中枢)，在那里算法支配并做出决定。

在大流行中，精神分析的实践面临着新的视野，必须符合会话的虚拟本质，在会话中被分析者或被监督者可以说(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不能通过Skype或WhatsApp谈论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践的基本规则几乎毫无用处。这并不是疑神疑鬼，因为病人和精神分析家都很清楚，确实存在一些被“标记”在谷歌上的可疑人士，他们在可能的注视下进行分析和监督，但却无法证明或阻止另一个人，即守卫或哨兵。

从“控制社会”(德勒兹，)伸出的触角既不属于想象的领域，也不属于幻影的领域。数字化在生物-心理-技术控制对物种的远程控制能力方面的优势经常受到赞扬，但它却给社会和精神分析的生活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弗洛伊德([])在总结他的不安情绪时写道，

他们(人类)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目前的不安，他们的不快和他们的焦虑情绪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可以预料到，两个“天上的力量”中的另一个，永恒的厄洛斯，将在与他同样不朽的对手的斗争中努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但谁能预见会有什么样的成功和结果呢?

精神治疗的框架正在发生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情况一直以多种方式快速发生，对内涵和扩展中的各种精神分析过程产生了影响。在从分析仪器到屏幕的移动中，通过相应的卫星插值和大他者的干扰来调解精神分析元素，诊所的基本条件难道没有改变吗？如果是这样，谁能预见会有怎样的成功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