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那

萨拉热窝的炮火声与故事声

发布时间:2020/10/16 20:45:01   点击数:

第篇

写在前面:年萨拉热窝被轰炸期间,一群戏剧工作者在萨拉热窝和全欧洲的剧院里同时朗诵着不同作家写的故事,每周五都是如此。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用虚幻的故事来对抗真实的毁灭,用想象来对抗死亡—-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还能如何呢?但在这样的对抗中,我们恰恰看到了人的尊严。这个故事被命名为“山鲁佐德”。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故事者?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用生命在创作,甚至如一些刻薄的评论家所言,二流的作家其实论起真诚来可能一点也不比一流作家少,话虽然刻薄但也在理。既然如此,谁敢说是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讲故事者呢?但是拜厄特言之凿凿地说有一个人堪称最伟大的讲故事者。这个人便是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那聪明的女孩。她之所以是最伟大的讲故事者,首先是因为她的勇敢—-她是自愿去冒险的,为了拯救更多的无辜地被伤害的女孩,她自愿进宫去应付因为痛苦而变态的国王。这个故事本身当然有很多值得玩味的背景或者隐藏目的,比如故事的起因以及故事所可能造成的文化影响和后果。一对本来伟大英明的国王,在双双目睹了自己被王后背叛的故事之后,悲愤异常,自觉再无颜面去通知国家,一起流浪到了森林深处。可是祸不单行,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令人他们三观更加崩塌的故事—-一个女人(看起来更像是女巫),被魔鬼从四重封锁的箱子里打开,然后她发现了他们,强迫了他们与她发生了关系,并且搜集了他们的戒指作为纪念—而他们的戒指不过是几百个之中的两个而已。两兄弟从女巫那里逃走之后,人生观大变,开始仇恨所有的女性。于是,其中一个国王山鲁亚尔就开始疯狂地报复:他每晚必须和一个处女交媾,然后第二天清晨便处死他们。——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故事本身在阿拉伯文化有着何种意义和影响,尤其对女性来说。不过让我们暂且放过去,返回到讲故事的人即山鲁佐德那里去。拜厄特之所以说她是最伟大的讲故事者,是因为她处于某种最为可怕的处境之中—-在性与死亡之间。她必须具备足够的冷静和才智才能使得自己平静袭来,同时使得故事不会因为无趣而结束。爱伦·坡曾经续写了这个故事,讲故事者讲述了一些实际发生的东西,比如无线电等等,以至于国王认为她江郎才尽,而杀了她—-这当然是一个讽喻,说明真实并不承诺任何魅力,或者说真实往往比想象还令愚蠢的人感到不可理解。而同样还有一些人试图给山鲁佐德建议和参谋,但都最终以失败而终—-这些都是后来者对前辈的一种致敬,同时也是对于某种讲故事方式的推崇和认可。拜厄特描述了许多与《一千零一夜》相关的故事,其中最令人诧异的莫过于普鲁斯特了。他认为《一千零一夜》对于普鲁斯特的影响,最终都体现了“性与死亡”的故事创作情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敏感的拜厄特说得不错,普鲁斯特完美地表达了某种本应出现在山鲁佐德故事中的氛围,或者说生存的感觉和阴影。但毫无疑问,拉什迪的故事更具代表性,甚至具有现实的相似性—毕竟他也是因为讲故事而遭受了死亡威胁的人。在为儿子写的小说《哈伦与故事海》中,他展现了某种与山鲁佐德相似的讲述方式—-故事海是一个全宇宙最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本质上最像山鲁佐德的确实如拜厄特所言是博尔赫斯。他和她一样,是一个杰出的讲故事者,并且对于创新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欲望和表现。于是,循着这文学的线索,我们可以看见种种真实与虚幻的杂交—-伟大的故事影响了现实,现实又重复着那些伟大的虚拟的故事。实际上《一千零一夜》显然不是山鲁佐德的一个人的作品,它必然是许多人的结晶。但是这些故事即使不像山鲁佐德那样重要,但却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文化的现象,甚至是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山鲁佐德必须讲好故事,以利于生存;而这些故事同样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当炮火连天的萨拉热窝的剧场里,那些勇敢的讲故事的者不断地在讲述着故事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是山鲁佐德在对抗无情和可怕的命运。所不同的是,山鲁佐德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生活—-她终于在一个个故事中,感化了国王,使其从变态的心理中恢复过来,开始正视和接受身边的这个人(也许本身这个故事就有另一重意义,即不经历山鲁佐德的故事的影响和感化,绝对的残暴的力量始终不能克服自身的病态,但可惜的是现实里那些勇敢的讲故事的人或许永远也不期待着那一美好的结局)。用故事来对抗毁灭,或者用故事阐述毁灭,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吗?山鲁佐德用绝顶的冷静和才智不断地延续着生命,最终在长久的对抗之中获得了胜利。这是虚拟的胜利,还有另外一重更加深刻的胜利,它表现为悲剧,例如梅尔维尔的《白鲸》或者福克纳的绝大部分故事其最终结局都是死亡本身或者恶本身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些故事之外的读者却神奇获得了某种拯救—-因为从这些故事之中,我们所体验到的并且从这体验中所发现的崭新的自我,一点一滴地缓慢地影响了我们。就像是那个严酷变态的国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收获了某些感动的东西,同时更新了过去了狭隘和变态的某些东西。所以梅尔维尔或者福克纳们本身就成为了山鲁佐德—而读者就是那个国王。拜厄特同时提起到卡尔维诺的《假如在冬天,一个旅人》。这是一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故事,或者说对于某一个开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眼里,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在这里,故事本身分裂为无数的可能性—不同的眼光将决定故事的内容,甚至结局。按照这一观点,那么作为讲述者的山鲁佐德显然具备了更高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视域。在炮火连天的世界中,讲故事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的维度,它突破了某些当下的局限性的视阈,或者说它以一种静观对现实做了一个认真的审视。这一审视可能会导致什么结局?讲故事的人并不知道:它或许可以像山鲁佐德通过故事那样活下去,或者像梅尔维尔那般在毁灭的故事中获得勇气,以对抗现实的“白鲸”;当然也可以像卡尔维诺那般,不断地反复地审视那一现实,以从中发现真正的隐藏的意义和可能性。再进一步:谁不曾以故事来对抗毁灭的冲动?即使那些完全不认可山鲁佐德意义的人,其实也许都在做着山鲁佐德式的事情—每天都在创造某种现实的故事以使得那随时扑上来的毁灭得以暂时性地蛰伏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讲故事者,不同的是有一些人讲得很好,而有一些人却无法再继续讲下去。故事—-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一种幻想,一种对抗的方式,它是生活的必备品。谁不曾期望自己成为山鲁佐德呢?而在这个意义上,拜厄特或许没有错,普鲁斯特、卡尔维诺,拉什迪,甚至博尔赫斯不都是现实世界的山鲁佐德吗?而现实里每一个人不都是平凡那些渴望成为山鲁佐德的人吗?有一些人酷爱讲故事,还喜欢收集各种故事。对他们来说,收集故事和发现世界是同一种进程,同一件事情。蒲松龄尽管并不富裕,但是依然会拿钱来买故事,而且他喜欢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他是对的,因为正是在匪夷所思里,才包含着真正的感情和思想,以及人所不可发现之可能(这些乃是希望之所在)。而纪昀也在不断地收集故事,故事在他那里就是生活的真实面貌,他收集和整理并讲述这个故事,就是向未来的人讲述他所在的世界。这是一种写作者的野心和雄心—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努力和志向,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伟大的事情。真实的生活就在这些故事的片段之中。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些虚幻的故事的细节之中。甚至即使在最正统的故事中,我们都会发现某些溢出的东西—-正是这些溢出的东西才是故事的真正魅力之所在。一个简单的疑问就是,我们该从哪里去理解某个时代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正统的缺乏温情和细节的史书之中,而是在那些充满了幻想和细节的故事之中。要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或者人之状态,有什么比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故事更好的途径呢?因此,在某些文化之中,故事本身就是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也因此故事就是通向那个时代的曲折的路径。在此意义上,每一部故事的作者和讲述者,其实又不仅仅是山鲁佐德,他还是某种时代的书写者。难道谁能否认马克·吐温或者菲茨杰拉德不是很好地展现了历史的面貌和时代精神差异吗?难道巴尔扎克或者巴塔耶不是更强有力地和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吗?莫言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听故事,比如打着小小的铜锣的走街串巷的瞎子的故事,或者某些见多识广者的故事。这些故事确立了他讲故事的理想。同样普鲁斯特也是如此,山鲁佐德树立了他讲故事的理想,甚至影响了他的某些精神特质和风格,即使如此隐蔽和不同。不论如何花样翻新,正如拜厄特所言,即便是最为缠绕复杂的当代作家,例如托马斯·品钦不都是依然在用一种变形的、更加复杂的的方式在讲述着故事吗?难道品钦那种嵌套的缠绕的方式与山鲁佐德的方式真的有本质的不同吗?或者说最为复杂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故事真的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十五卷长诗《变形记》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么?……人类从一开始就创造故事来阐述和对抗,这是最基本和最为持久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具有尊严的方式。多少年后,在萨拉热窝的炮火的故事声,难道不是人类的伟大的精神体现吗?

萨拉热窝的炮火中人们通过讲故事来对抗无力抵抗的可怕的现实、对抗强权的魔鬼,而在每时每刻平凡的个体都在编织着故事来对抗生活的虚无和毁灭的冲动。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山鲁佐德,许多故事草草结束了,但是编故事讲故事的现实永远都会继续下去。即便不是山鲁佐德,即便不是那些伟大的作家,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故事,讲述着自己或者他人的故事。我们依赖故事,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故事本身就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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