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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国际政治研究》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中国”国名渊源暨中外交流中中国的称谓不在乎国名的王朝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名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国名具有排他性，宣示一国之主权。国名也具有形成后的稳定性，代表在国际上该国的国际人格，且不以政权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奥本海国际法》以法国为例说：“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法国虽然取得、丧失和收复它的一部分领土，曾经改变它的朝代，曾经是一个王国、一个共和国、一个帝国，然后又是一个王国，又是一个共和国，又是一个帝国，而现在又是一个共和国，仍然保持了它的同一性，尽管有这些重要变动，法国作为国际人格者的一切国际权利和义务仍然继续不变。”与这种频繁的变化相比，中国的情况颇为类似，只是法国发生的是政体的变化，中国则是王朝的循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史可以称之为王朝循环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现象，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时期，中国不断发生“易姓革命”，每一个得到中国的政权皆以家族世袭模式君临天下，同时，作为核心治统价值观的天下观也因此抹杀了构建国家名称的必要性。天下观念在本质上是反民族主义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中国，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没有主权意识，因此谈不上为国家取一个名字的需要。天下观念也可称为“世界主义”，“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脱节，不接头。”这种世界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自身身份的模糊性。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中国自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直至晚清，一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名称”，而只有王朝名称。换言之，传统中国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出现了问题。迟至晚清，中国学者才幡然醒悟般意识到这个问题。年，主张新民说的梁启超论曰：“吾中国有最可怪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为了唤醒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梁启超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总结为三个特点：“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梁启超意识到要树立近代国家观念，首先必须从“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的传统天下观中摆脱出来。“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他深刻地批判了那种用天下代替国家的传统思维，指出传统天下观的弊端导致“中国人一方面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另一方面“又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梁启超强烈感受到在这个“自由竞争最烈”的世界，已经容不得这种超脱的思想。这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对国家和国权十分敏感的历史性原因。晚明以前“中国”的概念及西方对中国的早期称谓晚明以前“中国”概念的使用在讨论古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识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是“我们是谁？”“中国”是我们共同具有的身份，但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代表“这个地区”具有的国别意义上的政治身份。在历史上“中国”有多种含义。《走出晚清》王尔敏指出，先秦典籍中的“中国”一词虽有“京师”“国境之内”“诸夏之领域”“中等之国”“中央之国”五种含义，但最主要的是被用来指称“诸夏之领域”：“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统一之事实，而族类之混同，则已构成一致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则形容为中国。所以‘中国’称谓之形成，实际显示出当时中华族类全体之民族与文化统一观念。”在金文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成王（前年-前年在位）时代，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与《逸周书?度邑》对读可知，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河洛交汇的今洛阳地区。在古书中，“中国”最早见《尚书》之《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皇天上帝将中国版图及其人民赐给先时的圣王。在《诗经》中，“中国”多次被使用，多是表示和四方、四夷对应的中原地区，既有地理方位的意义，也有文化的意义。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在秦、汉、唐、宋几大王朝时期，“中国”一词在官方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在此不一一举例。其共同特征是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中国”作为一个固定的国家名称。下面略述“中国”概念在稍晚近的明清两代的使用情况，兼及西方对中国称呼的变迁。其一，明初官方文档的记录中，交替使用“中国”“中华”“中原”等词。朱元璋北伐檄文（年）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屦倒置之叹。”“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年（洪武二年），朱元璋致日本国书说道：“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同时赐爪哇国王玺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太祖在垂暮之年，为明朝的万世基业着想，将不可兴兵轻伐之构想写进祖训之中（始纂于洪武二年，年），其中使用“中国”概念：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切记不可。永乐末年，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辑等人就曾上奏称，“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而明成祖“嘉纳之”。嘉靖四十三年（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其二，在论及海防或论及与海外关系时，明朝士大夫在著述中也曾使用“中国”这个概念。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次年（宣德九年，年），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最初著述。书中以“中国”称明朝：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国王岁采方物犀角象牙茄蓝等香赴中国进贡。”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通用中国铜钱：“中国铜钱通使。”“亦有村主，管番人千余家门。亦有中国人。”[21]“国人多富，买卖俱用中国铜钱。”“每斤二十两，每两十六钱，每钱四姑邦。每姑邦该中国秤二分一厘八毫七丝五忽”，“以八升斗，名曰捺黎，该中国一斗四升四合。”“国人常采方物，遣使进贡中国。”暹罗国（今泰国）“若其妻与中国男子情好，则喜曰：‘我妻有美，能悦中国人’。”古里国（今印度西海岸一大城）国王“遣头目乃那进贡中国。”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另一著作、费信的《星槎胜览》中，也用“唐人”称呼中国人。如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嘉靖年间，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多次用“中国”与“倭”（日本）对称。如记载主事唐枢所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人，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能为倭也。”曾任过行人司行人的严从简，编成《殊域周咨录》一书，其中“中国”“华”用以表达国家名称。万历二年（年），严从简写到：“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国之人，皆我华无耻之士。易名窜身，窃其禄位者。盖因去中国路远，无从稽考。朝廷又惮失远人之心，故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不暇问其真伪。射利奸氓，叛从外国益众，如日本之宋素卿，暹罗之谢文彬，佛郎机之火者亚三，凡此不知其几也。遂使窥视京师，不独经商细务，凡中国之盛衰，居民之丰歉，军储之虚实，与夫北虏之强弱，莫不周知以去。故诸蕃轻玩，稍有恁陵之意，皆此辈为之耳。为职方者，可不慎其讥察也哉！”因此，就明朝廷而言，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主要发生在对外关系当中。但“中国”“中华”“中原”“唐”的混用，也说明明朝没有将“中国”作为固定的、正式的国家名称。西方对中国的早期称谓一般而言，“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个双重的过程，既包含了自身认同，也包含了他者认同。在初期的中西交往中，中国自身认同和他者认同在中国国名称谓上并不统一。原因也是双方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国特殊的世界观，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导致了这种不统一。西方人最初称中国为拉丁文中的“塞里斯”（Seres）。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已接受过耶稣的福音。我们知道，罗马人和希腊人曾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Seres）”。莱布尼茨在这里说的中国接受福音，指的是景教曾经在中国流传。从欧洲方面来讲，至少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64—公元24）的眼中，丝国人（Seres）就是指中国人。在公元年左右，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库斯（NotkerTeutonikus）在他的波伊提乌斯评注中，首次用德语提到了“赛里斯”（seres），意指一个遥远、梦幻般以生产丝绸著称的亚洲国家。随后，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derLove）在其《卢西达留斯》（年），鲁道夫?冯?艾姆斯（RudolfvonEms）在其《世界编年史》（年）中也提到了“赛里斯”这个名字。《圣经》中有一个叫“Syene”或“Sinim”的国家。圣经古卷中希伯来文写的是Sinim，今日较通用的英文圣经《修订标准本》（年）与《牛津圣经新译本》（年）已将Sinim（希尼，埃及一个古小国）改为Syene即“秦”国。《圣经》《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写道：“看啦，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原文是西尼）国来。”（Lo,these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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