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积极推动本书出版。主要的感觉是：他年纪大了，几部文学史都是厚厚的本本，便于收集阅读，而同样曾经做过的努力，那一些零零星星的长短文章好似已散落的珠子，时间愈久，愈难以寻觅。若将其收集整理一下，穿成串，集成册，便于同行交流与非同行交友，多少也是一件美事。于是我催促着与提醒着，他在一番拖拖拉拉之后，才动手寻找与收集。眼看散落在地的珠子将要成串了，我也想写几句话，以慰我的辛劳。

此时已是年的年末，从何处写起？在忙忙碌碌之后，来一点往事的回忆，温馨伴随着劳累，幸福伴随着辛苦。粗略地记录一下他半个世纪以来的活动轨迹，算是代序。

时间好快，回头望望，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相伴了半个世纪。

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9月1日，来校报到。新生们在40楼前的空地上，等候学校派的车从火车站拉行李来。这时，一位老同学关心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大连。那老同学立即招呼起来：“大娃娃，快过来！你老乡来了。”于是一个高个子的老同学出现在我面前。我心生狐疑：这么大一个人，为什么外号叫大娃娃？后来我知道了：这人大名叫仲跻昆，大连人，在读阿拉伯语专业五年级，外号叫大娃娃也许是反映他性格的纯真。再后来，我们分班了，而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五年级毕业后留校任教，还当了我们班一年的阿语教师。

金婚缘起时（与夫人刘光敏女士于年）

我的五年大学生涯，寒假暑假，因为学校统一订票，都会与他乘坐同一班次的火车往返于北京与大连，因而相熟相知。课余周末，有时候，他会带我去五四操场看电影，甚至还看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的纪录片《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片中有他编、演的“木偶戏”。另外，看他与吕学德老师说的双簧也很有趣。他从小爱朗诵与演戏，初中时课余在大连话剧团当儿童演员。退休后我们回大连时，曾去拜访那个话剧团，团长热情地接待，还欢迎我们去看他们的新排话剧。因为是老乡吧，接触多些。在北大，有时候，我们会一同漫步，我听他讲述中外文坛的逸闻典故或电影故事。因为在校园内外很容易碰到来来往往的同学们，那对面来的老同学，通常打招呼的用词是“才子啊”“大娃娃啊”，大约这是他台上演了节目后的台下余波。此时，他总是佯装低头看表，我们便拉开距离。他喜欢文艺，爱看电影，爱买书，有空就带我去书店或看书展。

年9月，我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他帮我扛箱子，送我去报到。

年5月1日，水到渠成，我们领证结婚。我嫁给了一个属虎的人，从此“嫁虎随虎”。他老妈与我老妈都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大家都很忙。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办成啥样是啥样！有单位领导与同事的关心，有长辈们的祝福就够了！妇联机关分给我的新房，是史家胡同53号院内的一间小房。那座四合院很是不简单，新中国成立前曾住过达官贵人名人雅士，新中国成立后，归妇联所有，当时前院正房住着妇联领导人之一的章蕴大姐，后院住着另一位领导廖梦醒大姐，是廖承志的姐姐。后来还住过一位国家领导人。再后来的一段时间，这里是妇联接待外宾的所在，叫“好园宾馆”，我也多次陪同外宾来到这里，这是后话。现今，那四合院的门楣上，还留有邓颖超大姐年题写的“好园”二字，女子二字合起来就是“好”字了，邓大姐如此诗意的题字，对于我们单位是最确切不过的。年，在妇联，能称作“大姐”可不简单，那是指久经风雨的革命老前辈，有威望的女性领导人。比如称呼蔡畅为蔡大姐，邓颖超为邓大姐，康克清为康大姐，她们先后出任过妇联的主席与副主席。只有她们才当得起这个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称呼。而我这新去机关的小年轻，就简称小刘。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右）

我们的小窝，是那个四合院前院厅前两间耳房中的一间，可能是领导关心年轻人特地腾出来的吧，是一个10平方米的正方形，可以放下床，桌子和椅子，烧水做饭在走廊上。妇联机关的同事杨瑞臣为我们剪贴了满屋的双喜字，可贴的地方都贴上了。前来祝贺的同事与朋友络绎不绝，分时分批，大家带来了各种礼物，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还有生活用品：脸盆、暖瓶以及锅碗瓢盆。但我们并不做饭：一是没地方，二是没时间。平日吃饭在机关食堂，周日在大街的小饭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追寻着革命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认为买菜做饭围绕小家庭打转转是一种小资。

一年后，我们要有小宝宝了。冬天的时候，他照例骑自行车从市中心的史家胡同到西郊的北大上班，车程一个多小时，还穿着单鞋。我说：“买一双棉鞋吧。”他说：“不买，还要养宝宝呢。”那时我们的工资都是每月56元。不久，他的脚起了冻疮，我去买毛线为他织毛袜，花了6元钱，与买棉鞋的钱一样多。想想真不合算，背着抱着一样多，还搭上冻疮。后来，妇联照顾，让我们搬到了弓弦胡同大一点的房子，来迎接我们的宝宝出生。

年初冬，随着我们国家形势的变化，干部们都要走五七道路到干校去。大家组织纪律性都很强，十天半月之内行动完毕。仲跻昆在秋天时已经先随北京大学去了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了。那时，年轻的我们经得起折腾，我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与尚未出生的儿子，将家里的简单家当卖给废品站。记得我抱着女儿在去废品站的路上，时值落雪路滑，走在美术馆前，摔了一跤，女儿也摔到地上了，四周没有人听我埋怨诉委屈，只好自己爬起来，再把女儿抱起来，接着办事吧！时间还紧张着呢。曾经有一些大学的课本舍不得卖，但是想想也没有地方放，卖了，算了，谁知猴年马月会用到！我随众将房子交还给妇联，寄存了简单的衣物，随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河北衡水县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我们在北京的小窝就没有了。

干校生活两年，是一家四口，分居四地的日子。年6月刚出生的儿子让我住在大连的妈妈帮助抚养；两岁的女儿送到北大幼儿园，请北大留校的徐晓阳老师帮助接送；自己在河北衡水的妇联“五七干校”，接受革命锻炼；他在江西鲤鱼洲，参加了北大的文艺小分队，又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节目，做宣传。有一个他又编又演的对口诗剧《传家宝》，也叫《一根扁担》，颇有名气。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缺了不少在风口浪尖上摔打、战天斗地的机会，也所幸没得上当时不少北大“五七战士”得的血吸虫病。

干校生活结束了。年秋，他随文艺小分队汉中演出后回到北京，临时住在北大校内的南阁，就尽可能地接送在幼儿园的宝贝女儿，带着她，哄着她，有时小分队演出也领着她。她高兴、快乐。有一天，小分队在办公楼礼堂演出，包括《一根扁担》。那个对口诗剧说的是一个老贫农和他忘本儿子的故事。恰我那时临时被借调短期回京，就带着女儿坐在观众席观看。仲跻昆演那个老贫农，那“儿子”叫他“爸爸”的时候，女儿大叫：“那是我爸爸！”，弄得当时也在小分队的原北大校团委书记刘昆只好帮助我将她抱出场外。她幸福地撒娇，享受着难得的愉快时光。

年春，体育方面有几个大型国际活动，即几次大规模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相继在北京举行，需要借调大批外文干部，我们两人也都在被借调之列。但一家人仍不能团聚，没有住房，工作也没有安顿好，不能保证周末接送在北大幼儿园女儿。记得那天，是邀请赛的赛事开始前夕，我们一起去幼儿园看望她，她高高兴兴地依偎在我们的怀里，有说有笑。告辞可就困难了，她不让我们走，似乎预感到我们又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接她了，就跟在我们后面大哭大叫拼命地跑，大喊：“爸爸！妈妈！”以至于她摔倒了，磕破膝盖了，我们也只得硬着心肠让阿姨抱她回去，自己赶回到工作地点。回想起来，心痛不已，留下这段文字，也留下了我们时至今日还难以忘怀的难过与歉疚的心情。

赛事结束后，我被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立即去买了《各国概况》上下册，好好学习。

年夏，我们暂住在北大校园内后湖边的一间小屋，从大连接来了儿子，一家人团聚，孩子们上幼儿园，我们上班。换位了，由我从北大的家坐车到国家体委上班，路上一个半小时，憧憬着未来，不觉得苦，而是幸福满满。渐渐地，我们的住房也得到了改善。年秋，我们住进了国家体委的招待所，渴望小家庭生活的稳定，但也不能够与不愿意放弃各种外出的工作机遇。

我支持他三度出国，每次两年。即年冬至年夏去苏丹当援外工程的翻译；年至年去埃及进修，接触了诸多埃及文学界的作家们，为后来写文学史打下基础；年至年去也门萨那技校任教。当时的时髦话：“这是组织的信任与培养，应该好好珍惜，努力工作。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三度在三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居留，加深了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为他后来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准备了条件。当时的我们，只要能有一个大人在家固定地工作，照顾上幼儿园的孩子就不错了。我相对固定时，按时上班，就能兼顾照看两个平日在幼儿园的孩子。当我也要较长时间出国的时候，就求助于我的妈妈。如儿子6岁时跟他住在北大集体宿舍，女儿8岁跟姥姥住在大连，一家人支持我在也门援外教练组工作一年半。其余出差皆为短期，约每年两次吧。

那段岁月，我们工作与生活的环境都是流动的，可能与我们工作性质相似的同龄人大多如此。我们想上进，爱工作，也爱孩子，珍惜生活。

年，我被调回全国妇联国际部。我先后在体委与妇联这两个全国性的单位当马前卒。“文化大革命”和在干校的几年，业务生疏，他总是鼓励我积极参加各种固定的与不固定的国内外出差工作。他说：“是工作，也是机会，不要放弃。”由于他的帮助与支持，即使孩子小要照顾，我在两个单位的各个不同的工作环境中，还是能远走高飞，或长或短地到过诸多阿拉伯国家以及诸多亚非欧国家。先后当了西亚非洲处与欧洲处的处长，各8年，后又被提为副局级，一直为我所在单位做具体的对外联络工作，自己也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生阅历。我感到充实与温暖。

他不算太用功，但是记忆力很好，且记忆是有选择的，即有的东西记得快，有的事情记不住。他爱看电影，人家就叫他“电影词典”，可是我们新搬家的住处，他来过几次也没记清地址。“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背诵“老三篇”（指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问：“你会背吗？”他说：“不会，那我来看看。”于是不一会儿，我看着书，他就会背《为人民服务》了。上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推出春晚，并附有猜谜有奖的小节目，有一年我们四人看春晚猜谜，基本都是他猜的。我以我与孩子们的名义分别寄出答案，一月后，我们分别得到中央台寄来的有中央电视台名号的小钱夹，快乐了一阵子。要是北大有类似节日猜谜活动，他带孩子们去，总是很有收获。

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办事拖拉。那时候，学校编《汉阿字典》，每周四去领任务，下一个周四交稿，再领新任务。但每周四交稿领回新任务后，他就轻松了：“还有一周时间呢，急什么？”等到周末了，又说：“下周一二再干吧！”磨磨蹭蹭地不着急。到了周三，他就别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晚上很晚很晚，也不能休息了，得熬上半个通宵，周四去交稿再领新任务，于是又如此这般，周而复始。我不欣赏他这种前松后紧的工作方式，但是这习惯一直伴随着他，改不了。对这习惯，我也烦啦，乘此机会，发发牢骚。每次长短期出国，要准备讲话稿，那出发前一夜，注定是不能很好休息的，要是第二天下午的飞机，那当天的早上也还是要再次准备准备推敲推敲的，直到要上飞机。

每次出书，开始不着急，后来越来越紧张。《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与其他长篇短篇的翻译书籍与文章等，大多如此，被催着办，急事先办，此书亦然。我曾向他在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妹妹告状，他妹妹竟然说，他妹夫也是这样的。这是转弯地为其兄掩饰开脱吧？北大教授一定很少是这样的！

大约十年前，有一位名人情义殷殷地要他写中阿文学交流史，邀请他参会讨论与参观访问什么的。他碍于情面，含含糊糊，不置可否。我断然替他谢绝，说：“不去！不参加！”劝那人另请高明。几次三番后，那人就在我的几位同学面前说我的坏话，大约是说我厉害与不容商量等。这话又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也不生气，反而认为这人执着，事业心强。其实他哪知就里：一个退休的人，写百万字的文学史，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就够忙碌的了，再接受一部数十万字的书，谈何容易。后来，这个光荣的担子落在我的同班同学郅溥浩的头上。他找来了宗笑飞与丁淑红哼哈二将，忙忙碌碌，十年磨成绣花针，洋洋洒洒58万字，终于付梓。目前该书已经面市，影响大大的。郅同学是一个细致的人，他广为搜集各方资料引经据典，还把在这一领域做过努力的人也一一列举出来，做到现今受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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