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现代性修辞、殖民性逻辑与去殖民性语法

沃尔特?米格诺罗

谢海燕译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2卷第2期

“现代性”的黑暗面是对“殖民性”的不断复制。通过对空间性殖民差异的建构，掩盖非理性神话，即殖民性逻辑。现代性修辞创造出了一种差异叙事,将资本主义者对土地的征用、对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变得合法化。要将现代性修辞从殖民性逻辑之中脱钩出来，就要进行知识的去殖民化，从殖民权力矩阵脱钩，并转向全球化和多样性工程。基于奎杰罗的脱钩工程理念，法农的“他者”意识和“受苦难的人”的概念，安扎尔多瓦的边界概念，以及对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的超越，本文试图构建一种不同的知识型基础，即，知识和理解的地理政治和身体政治，并进而指出：从殖民性的批判意识视角以及知识的地理政治和身体政治内部来重新书写全球历史，是创造出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文明的替代性方案的一种可能性。

脱钩；现代性修辞；殖民性逻辑；地理和身体政治；去殖民性语法

作者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Mignolo），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拉丁美洲文学与文化人类学教授，全球研究及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殖民性、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与解殖思想。译者谢海燕，湖北荆门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自70年代中叶以降，认为需要对知识去殖民化的观点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得以表达。[1]具有开创性的构想来自于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尔·奎杰罗（AnibalQuijano）的思想和著述。奎杰罗明确地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殖民性同知识的殖民性联系在一起，其论证结论是：如果知识被殖民化了，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知识的去殖民化。[2]奎杰罗对现代性/殖民性之间共谋关系的批判的核心观点就是关于总体性的排他论和极权观。这种总体性理论不断地否定、排斥和围堵差异性以及其他总体性的可能性。在该理论之下，事实并不存在于欧洲以外的帝国语言和知识型之中。奎杰罗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权力的殖民性”：首先是分析性的（analytic）。由于以现代性和理性为名义的总体性理念的作用，那些沉寂的历史、被压抑的主体性、以及处于下属位置的知识和语言，凭籍殖民性的概念而得以重新开启、重构和恢复。但奎杰罗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于总体性理论之中的现代概念的批判仅限于欧洲内部的历史和思想史。因此，从殖民性而非后现代性的视角来批判总体性变得极为重要；第二个层面为规划性的（programmatic）。即奎杰罗所说的“分离”（desprendimiento）工程或脱钩工程。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使得这一去殖民性思考路径不同于并超越了后殖民理论。

殖民性和去殖民性理论给以下两者都造成了一条裂缝：对于有着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后现代性和紧紧依赖于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性；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K.Bhabha）被誉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三剑客”，对他们三位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被公认为他们的精神导师。去殖民性的理论溯源则大相径庭。去殖民性这一范式的转换，在瓦门·普玛·德·阿亚拉（WamanPumadeAyala）的作品《新史学和良善治理》（NuevaCorónicayBuenGobierno）中已有所暗示；去殖民性还体现在圣雄甘地的去殖民化批判和激进主义之中；以及何塞·卡洛斯·马尔特圭（JoséCarosMariátegui）所阐释的当马克思主义遭遇安第斯地区殖民遗产时产生的裂缝之中；以及由阿米卡尔·卡博拉（AmilcarCabral）、艾梅·塞泽尔（AiméCésaire）、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里戈贝塔·门楚（RigobertaMenchú）、格洛莉娅·安扎尔多瓦（GloriaAnzaldúa）等人所展示的激进政治和知识型转型之中。去殖民转型，换言之，是一项脱钩工程，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和理论则是学院内部的学术转型。

现代性的修辞

现代性包括一个我们笃信不疑并深陷其中的政治解放（emancipation）理性概念。[3]但与此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个非理性的神话，为种族灭绝的暴力提供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现代理性，认为它是一种恐怖理性；而我们批判现代理性的原因则是因为它所隐藏的非理性神话。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liberation）的概念是如何将“政治解放这一理性的概念”纳入其中，并对话语的地理政治位置进行转移的。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切入到去殖民性转型话语中。“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话语，时至今日依然用于同样的语境。从其奠基性著作《民族解放的哲学》（PhilosophyofLiberation,）伊始，杜塞尔（EnriqueDussel）就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开始用“民族解放”这一关键词取代“政治解放”，以便更能说明发生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以“民族的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4]将“民族解放”一词与“哲学”关联起来，使得该词对于致力于政治去殖民化的一切革命战线具有了更多的启示意义。“民族解放”主要指两种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斗争：政治经济的去殖民化以及知识型领域的去殖民化。在以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传统为基础的工程中，人们不断呼吁应对那些普世性的政治解放的声称去中心化，“民族解放”正是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

“政治解放”作为一个概念，曾用于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自由作辩护，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被重新启用，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进行辩护。在更为晚近时期，它还被用来说明大众（multitude）所具有的“政治解放性力量”。[5]“民族解放”提供的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它包括欧洲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地）在欧洲之外（或者说是在欧洲中心以外）殖民的那些种族化的阶层。因此，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政治解放”的意思。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在欧洲启蒙主义的话语里，“政治解放”的概念预设了变革的内部性，因而不会去质疑其中的殖民性逻辑。不同于此的是，“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都指向从殖民权力矩阵脱钩的概念性工程（因此也是知识型工程）。脱钩意味着的是边界思维或边界知识型。要从殖民权力矩阵和藏匿于这种独一无二思想之中的殖民性逻辑脱钩，就需要借助于边界知识型和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或跨现代性所致力于的全球化和多样性工程。

去殖民性理论，以伦理为导向，以知识型为武器，是一个由政治驱动并有着经济必要性的进程，它以受苦的人作为其哲学和政治思考的中心人物。与现代性/殖民性相反，思维的去殖民化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对话的内容，更是那些在对话中所使用的语汇。脱钩就意味对所使用语汇的改变——推翻知识和理解领域中的霸权。自15世纪以来以及在整个现代/殖民世界之中，通过关于知识和理解的神学逻辑（theo-logical）和自我逻辑（ego-logical）的政治，这一霸权就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脱钩的策略之一就是对统摄某一现实领域的概念和概念领域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在现代/殖民世界之中，我认为神学是自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以来知识的历史性和支配性框架。17世纪初，人们开始意识到主体的至高无上性[塞万提斯（MigueldeCervantes）、培根（FrancisBacon）、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笛卡尔（RenéDescartes）]，神学被知识的自我逻辑政治所取代。但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殖民地国家，人们关心的问题却大相迥异。那些西班牙后裔的克里奥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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