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年的影视剧中，“四爷”雍正很忙：忙着在《雍正王朝》中九王夺嫡，忙着在《甄嬛传》中总理宫斗，还要在《宫锁心玉》、《宫锁珠帘》、《步步惊心》中忙爱情、忙事业、忙算计……

（影视剧中的雍正）

可这其中的“忙”，大多数是瞎忙、乱忙，且十有八九是无中生有的演绎。那么，历史上的雍正到底如何呢？

其实，“四爷”真是个忙碌人物，除了内政，他在外交领域也成就了一番伟业，活脱脱就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外交家。

（雍正画像）

雍正在位时，瓦特还没发明蒸汽机，英国也没有日不落，这位大清皇帝在外交上打交道最大的对手，就是北方的沙皇俄国。而雍正的外交才能，也主要体现在同沙皇俄国的交往中。

勘定划分中俄边界

遏制沙皇东扩野心

雍正的最大外交功绩，是对中俄东部边界的勘定。对清史感兴趣的读者都知道，康熙皇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次明确了中俄之间东部的边界。

但到雍正登基后，却发生了一个新状况。当时，喀尔喀蒙古（主体为今外蒙古）已归顺大清，并入中国版图。但《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喀尔喀蒙古还没有归顺我朝，俄国与喀尔喀蒙古地区之间的边界也没有清楚地划分。因而，对这一地区的重新划界，就变得十分紧迫。

（《恰克图条约》）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的应对之道十分清晰：他先给勘定边界问题定了个基调，“事关万年之是与非”；同时，派出精兵强将参与划界，与沙俄在恰克图进行谈判。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做了几件十分令人称赞之事：

第一，选定隆科多为“首席谈判代表”。

看过《雍正王朝》的人都有印象，在“九王夺嫡”的关键时候，隆科多站在了雍正党一边。可后来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又转向了“八王党”。但无论如何选择王位继承者的站队问题，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是，隆科多其人很有政治才华，尤其擅长对俄外交事务。于是，为了把恰克图谈判做好，雍正不计前嫌，启用了戴罪之身的隆科多。

第二，严令实地勘察，寸土必争。

雍正明确告诫谈判“工作组”：边界谈判和划定，必须在边境实地解决；同时，他还特别谕令隆科多：必须早做准备，详审地势。据说，隆科多坚决执行了雍正的命令，在地界勘察的过程中，曾经八十天骑马亲自考察地形、查看界址，并详细询问当地百姓地理人文等信息。

清政府如此认真的态度，引起了沙俄方面的紧张。沙俄的枢密院给俄国界官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对于一切有争议的和未划定地段，应立即绘制十分可靠的地图，供谈判人员使用”。

（隆科多画像）

第三，边斗争，边合作，谨慎划定边界。

谈判和划界的过程，双方既充满了情报战和硬实力的比拼，但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意，最终顺利签订《恰克图条约》，如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

条约互换时，中俄双方都指派了界务官协助双方大臣进行长达几年的勘定，浩瀚繁琐的工作包括了“一俄里一俄里”的勘定、设立卡伦（指清代在东北、蒙古、新疆等边地要隘处设立的官兵瞭望戍守、并兼管税收等事的地方），绘制精确的地图等。

在这段时期内，雍正严格约束边界官员，要求他们：“需善加管束居住于我边界之喀尔喀，不使滋事……边界事宜甚为紧要，切勿逞强争执无用之地”。

而俄罗斯使臣弗拉季斯拉奇伯爵在给其界务官的训令时也提到：“（在划界时）不要互相威逼，不要互相触怒，更不要偏离界约”。

（恰克图谈判）

可以说，正是在雍正一手指挥下完成的《恰克图谈判》中，中俄详细勘定了东部的边界。在后来的中俄边界争端中，这一段边界是很少有争议的一段，更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沙皇在远东的领土扩张。

捍卫了祖国东北部领土主权之完整，加强了与邻国之间的友善往来，这正是雍正对中国历史不容忽略的一大贡献。

坐镇指挥情报战

精彩堪比《潜伏》

清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朝廷对世界认知的盲目和无知，简直到了令人哭笑不得之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首先提出的问题竟然是“英吉利现处何处，可有陆路来华，是否与俄罗斯接壤”。

与这样的后代相比，雍正一朝开展的情报战，则厉害得多。

在恰克图谈判的过程中，中俄之间都进行了紧张的较量。雍正曾经亲自谕令，对俄方的商务官员朗克进行拉拢，称“嗣后（谈判以后），尔若独自前来，大博格达汗必定对尔盛情款待，施以鸿恩”。除了文字授意外，他还命大臣图里琛负责转达此意，并让图里琛向朗克馈送了大量财物，朗克也投桃报李给清政府提供了不少情报。

而不甘示弱的俄方，也以一千卢布的物品收买清政府的内侍卫大臣马奇为谈判通风报信，随时伺机准备上演一幕古装版的《谍中谍》。

（叶卡捷琳娜女皇，雍正的重要外交对手）

但雍正还是更道高一筹，他竟派人了解到了俄国宫廷内部情况。从俄国彼得一世病故，到叶卡捷琳娜上台，再到后面叶卡捷琳娜的逝世、彼得二世的逝世、安娜女皇的即位等情况，清政府都在俄方通报之前就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

而在恰克图谈判中，正是这些情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彼得一世尚在位，边界谈判并没有在俄方的议事日程之上，俄方官员也屡次以此为借口推脱。不久，彼得一世逝世，新上台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推行对东方的稳定政策，清政府在得知这一情况下，立即加快同俄方的交涉，从而促成了恰克图的谈判。

除此之外，雍正还加强对俄国国内状况和风土人情相关方面情报的收集。几乎涵盖了俄国人的生活状况、饮食习惯、国民心态、外交状况等方面，甚至还记录了年俄国一场特大暴风雪对俄国造成的损失。

知己知彼，才会百战不殆，而雍正之能在于，不管战与不战，其准备工作都是充分而行。

发挥理性外交智慧

解决诸多交往难题

新中国实行的诸多外交政策，均启发承继于古代制度，而我国外交制度的完善者中，雍正绝对算是杰出的一位。

在恰克图谈判时，中俄双方约定，由理藩院和萨那特衙门（即俄国枢密院）负责处理外交事宜。从此以后，双方有了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对口机构。而这一系列后续外交事务的沟通处理方式，皆受益于雍正之手。

（理藩院）

一是解决了中俄在礼仪之争上的国书问题。

在雍正之前，中国皇帝向来以天子自居，没有给其他国家君主写国书的习惯。而此次，通过中俄双方协商，由中国理藩院与俄国枢密院互通信函，各自代表各国君主。

国书问题，就以这种回避的方式妥善解决了。

二是解决了双方外交文件印玺问题。

《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前，曾经发生过几十次俄方地方官员冒充沙皇使臣来华贸易的事件。恰克图谈判以后，双方规定：“中国与俄罗斯国行文，均按前例盖理藩院印，递送俄罗斯国萨那特衙门；俄罗斯国与中国行文，盖俄罗斯国萨那特衙门及托波尔城长官之印，递送中国理藩院”。

各有办事衙门，各有印玺所司，“假钦差”由此绝迹。

三是解决了司法管辖权问题。

逃犯外潜问题，是雍正时期中俄交往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多起，以至于使中俄两国关系受到了损害，清政府甚至还曾因此拒绝俄商人入境。

而在《恰克图条约》中，中俄原则确定了两国的司法管辖权：中国人由中国方面按照中方的法律审理；俄方则按照俄国的法律审理。而且，“嗣后，遇有逃犯，双方均不收留，无比严行查拿，各交驻边人员”。

这种司法管辖权的确立，同近代国际法的相关原则是一致的。雍正之选择，简直是超前了几百年。

（郎世宁所画的《雍正皇帝西装图》）

总之，“四爷”雍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能够清楚地划分边界，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他还能遵循平等原则与沙皇进行谈判，这些都是需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而他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的一些前瞻性理念，更是至今值得后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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